[73]宾默尔的立场介于两者之间，并在两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从理性选择的角度来推动正义理论发展。
从政治和法律的角度来看，这两个侧面分别对应于公域与私域、公法与私法。我们知道社会契约式的论证基本上都是这么做的，从确信推论出正义。
在理想状态下是通过演绎性论证从原初状态推导出正义原则，但现实情形是推论当事人将从政治原则的一长串选项清单中怎样进行选择。如果更不利者有权利提出以给他们尽可能多的份额作为合作条件，更有利者不也有权利提出以给他们尽可能多份额作为合作条件吗？OP曲线这样一个基于合作博弈的框架，对于LAG和MAG来说，双方都能够对等地以拒绝合作为底线，从而迫使对方作出一定妥协，但这种妥协的限度在哪里呢？如果认为更有利者提出要获得尽可能多的份额这类条件是任意专横的（确实如此），那么更不利者提出类似的条件为什么就不是任意专横的呢？罗尔斯认为更不利者没有理由抱怨，因为每个人的幸福都依赖于社会合作，没有合作，任何人都难以过上一种满意的生活，因为生产寥寥，分配就更加捉襟见肘了。[72]双方的争议主要在于无知之幕的厚度以及人的偏好是什么。罗尔斯主张的差别原则是要兼顾经济效率与分配正义，为了达到两者之间的平衡，也为了更清晰地说明正义观念，他导入了关于分配正义的OP曲线的工具性分析框架。[31] 需要指出的是，反思均衡并不旨在寻找一个认识论上的真理，而是说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我们的某些观念可能是非常带有确信属性的。
后者可以说从休谟和斯密等古典功利主义者一直传承至像森和豪尔绍尼。但是，比这更小的不平等又如何呢？例如通过劫富济贫的方式缩小贫富差距就是过分的行为，实际上也会让穷人更穷，显然不是最好的状态。[10]（3）剩余权（residual quan)：此权属法外之权利或权力，称谓是学理概括的产物，没有法律表现形式，但有法外表现形式，如往往被称为应有之权、道德权利、应有的权力等，其内容是法外利益和归属未定的财产。
例如，在两个模型的主观世界，这种正反两面表现为：权-义务。2.义务分析模型，可以理解为法权分析模型的背面或反面，两者内部要素关系的性质一样，但内容相反。进入 童之伟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权利 权力 法权说 权 。（5）权(quan）：权利、权力、剩余权之和或统称，内容为法内法外利益之和，归根结底以相应社会或国家归属已定和未定之财产为其物质承载体。
全书的中文版预计会于2021年在北京出版。所以，历史上或当代有作为宪法组成部分的权利法案、人权宣言、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但没有任何形式的义务法案、义务宣言。
豁免指在法定情况下免除或减轻违法甚至犯罪责任者应负的法律责任。法权概念之所以必要，首先在于权利权力统一体是一个客观存在的实体，这点是我写不少论文证明过，秦文也承认的。[34] 恩格斯：《资本论》英文版序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3页。秦文此处显然是在拿一个相对次要的、偶然性很大的因素否定基础性的、决定性因素的地位和重要性。
《权利本位说再评议》(《中国法学》2000年第6期)。处于第一层次的是分别指代和表述不同正面利益内容、正值财产内容及其表现形式的五个基本概念，它们被认定的主要法学特征是：（1）权利：个人利益的法律表现，以私有财产为其物质承载体，在中国法律制度中主要表现为宪法、法律上称为权利、自由的现象，但还包括事实上存在于中国法律制度中，但宪法、法律没有用术语统一概括、比照其他法治国家的制度可称为个人特权和个人豁免的现象。4.期盼中国法学界能看到权利、权力识别实质标准的必要性和技术优势。运用权力识别实质标准，我们不仅能够像运用权力识别形式标准一样识别出学术界已有共识的所有显性权力，还能有效识别出运用形式识别标准无法有效识别的权力，甚至可以识别出用同一个名词指代的权的两种不同性质，并把它们分放在权利与权力两种不同的法现象排列中。
归属已定财产-归属已定财产负值。这就为法学对不同国家不同时代的法现象做全面的利益分析和财产分析奠定了逻辑基础。
秦文在这方面所举的一些例子，都是顺这类怪怪的逻辑推导出来的。[20]其实，政治如何反过来决定经济，我国1949年以来70余年的政治与经济关系史给我们做了绝妙而鲜活的诠释。
3.如果将法权说比拟为一幅色彩斑斓的投影画面，那么，它的底色一定是代表经济利益的色彩，这是可经验地感知的真实，绝对不是人们凭主观感受通常容易疑心的那样，是法权论者故意把历史唯物主义应用到极致的结论。确实，法权说重视实践标准，相信法学理论和逻辑，尤其是其中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命题，首先应该致力于重建、再现或准确反映当今世界尤其是当代中国法律实践和法律生活实际并接受后者检验，然后才谈得上积极影响后者的发展。其中较典型的有公民个人基于各种从业执照取得的专业资格、企业法人基于行政许可取得的生产经营资格和人民警察基于工作需要依法优先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的资格等。其实，剩余权概念也是如此，其现象层面的表现实际上是权的法外部分，十分常见，即法外之权、道德权利、道德权力、应有的权利、道义权利、获得法律制度认可前的默示权力或暗含权力等等，其后面的利益内容和财产内容在法权模型里一望即可知，不再赘述。再往后、更多和复合型法现象本身及其内部关系以及它们与基本、最基本的法现象的关系等等，虽然也可谓法理学，但那都是法理学的外围。为方便计，读者不妨将法权理解为法定之权，即法律承认和保护的权利和权力的统一简称。
在法权说实际遭遇冷冻式应对策略的学术背景下，任何质疑、批评法权说的学者和作品，都实际上参与和推动了权利本位复兴范式向新的法学基础理论模式（不一定是法权说，此说只算应选者之一）的转型。4.权力和权利是法律生活中重要性、基础性和常见性最高的两种法现象，义务在第二层次。
（2）体现法定公共利益而不是体现个人或法律地位相当于个人的企事业组织、社会团体的利益。作为社会的一个成员，人通常是要做职业身份定位的。
这样鉴别权力有相当的道理，因为，毕竟权力的核心部分是有组织的公共暴力，由军队、警察、法庭、监狱体现出来。16.法的作用应该是通过规范人的行为优化法权配置，并尽可能在法权结构比较平衡的基础上实现法权最大限度的保存和增殖。
但是，是什么因素妨碍了严格、系统、合理地区分权利与权力？我以为，责任就在上文多有论及，那个能够起些作用，但又不能适应当代法学研究需求的权力强制力识别标准，即权力识别形式标准。第二层次的法学基本概念只有一个，即义务。（3）剩余权的次级范畴，如道德权利，默示权力、暗含权力（在获合宪、合法确认之前），等等。相对而言，轻度和中度的法权结构不平衡可谓基本平衡，有别于宪定、法定法权结构严重不平衡和法权结构被倾覆。
[11] 此处列举的基础性命题中有几条在《法权中心主义要点及其法学应用》（童之伟，《东方法学》2011年1期）一文中初步讨论过，这里重提，内容和表达方式都做了更新。《论阶级分析方法在宪法学中的合理定位》（《中国法学》1997年第4期），《论宪法学新体系的范畴架构》（《法学研究》1997年第6期）。
在客观的法对象世界里，第二纵行展示的那些基本的法现象是主观世界里的权、法权、权利、权力、剩余权五个概念分别指代的、能够直接或间接为人所感知的研究对象，包括我国宪法、法律直接记载的现象和在宪法、法律中并没有记载但用适当方法能够确认其存在的客观实体（可称法学实体，如法权）。由于传统的强制力识别标准过于抽象、笼统，而且十分表面化，故运用这个标准对权做识别，虽可以较容易地识别其中最典型的那一部分权力，但面对典型权力之外那些为数众多的权，要一一鉴别到底哪些是权力哪些不是，就显得无能为力了。
法权说的基础性分析模型分正反两面，正面是法权分析模型，反面是义务分析模型。在上述三个层次共七个基本概念中，前五个在内容及其表现形式上正好穷尽古今中外的全部财产、全部利益及体现它们的全部现象，第六个（即义务）则从反面正好穷尽古今中外全部财产负值、负面利益及体现它们的全部现象。
法概念的外延，在我国表现为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单行条例等法规范性文件，在英美法和欧洲大陆法系国家除宪法、制定法之外还有判例法（英美法国家判例的相对地位高于大陆法系国家）。法权说的提出者论证此说，起始时的动力其实是因为权利本位复兴范式不具有公法学和宪法学解释功能，他不得不寻找替代品。例如，当我们论及权、法权、权利、权力分配时，同时就意味着论及相应的利益、相应的财产的分配，而在谈论义务分配时，内容则恰恰相反。而且，即使设定这样含义宽泛、脱离实在法的权力概念，但为了适应本学科的研究和法律生活的需要，法学还得基于实在法和现实的法律生活另行定义权力。
附带说明，中国宪法、法律和法学论著都广泛使用的权字，在法学论著中长期未被研究和提升为法学概念，但法权说通过确定权的外延、内容，将权的逻辑地位提升到了概念的地位。秦文对法权说提出的批评，我拖到差不多二十年后才答辩，当年在所在大学忙于非学术俗务耽误回应时机是一个原因，但更主要的原因还是思考不成熟。
其相关涉及的资格和利益，字面上都是用豁免一词来描述或规定，但实际上个人违法、犯罪行为依法获得的豁免（如未满14周岁未成年人的犯罪行为免除刑事责任）属于权利的范围，而公职人员依法享有的豁免（如人大代表在各种会议上的言论免责、外交官的豁免）属于权力的范围。21.法权能力是一个应该有的法学概念，它包括权利能力、权利行为能力、权力能力、权力行为能力四个方面。
所以，权概念的内容，是人们每日每时，睁眼皆可见，举手抬足都能碰到的东西。法权分析模型展示的客观世界（图表中从右边数起第二、第三和第四共三个纵行和其中由虚线连接的15个矩形框），在范围上穷尽了古今中外的全部财产、利益和由它们转化成的全部法现象之间的纵向和横向关系。
